戴铭升／《商审法》明年上路 强制调解让公司派合法拖延时间
▲ 未来商业法院将设定「高等法院」层级，采二审二级制。图为台湾高等法院。（图／记者季相儒摄）
为呼应106年司法改革国是会议第2分组之决议，司法院推动《商业事件审理法》（下称《商审法》）之立法，于109年1月15日经总统公布，惟须自110年7月1日始施行。
《商审法》引进所谓的商业法院制度，不过，商业法院的全名其实是「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商审法》第2条），也就是将商业法院加入既有的智慧财产法院组织之中，原来的《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便同步修法且更名为「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组织法」(与《商审法》之施行日为同一日)。
此一制度尚未正式上路，已被戏称为「智商高法院」（智：智慧财产；商：商业；高：高等法院），法官则被称为「智商高法官」，未来若做出智商不够高的判决，可以想见将遭致社会舆论何等力道的批判！
商业法院设立后，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此一制度的亮点何在（指真正的亮点，不是一厢情愿的亮点）？最后勉强找到的亮点，反而不是落在商业法院的独立化，而是专家证人制度，只是细看《商审法》的条文后，似乎也无法寄望过高（详见下文）。
《商审法》第1条明揭其立法目的在于迅速、妥适（姑且理解为公平之意）、专业处理重大商业纷争，司法院新闻稿则又追加一点「判决一致及具可预测性」，并且列举了7项重要内容（即7亮点），分别为：
（1）设置专业法院；（2）律师强制代理；（3）科技之运用；（4）调解前置程序；（5）当事人查询制度；（6）引进专家证人；（7）秘密保持命令。
《商审法》将「迅速」放在立法目的的第一位，显见本法最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希望让商业事件快速审结。故亮点1提到将商业法院迳设定为高等法院层级，采二级二审制，也就是不像一般的案件须经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的三次审理程序，而是直接从高等法院开始；
将三审减去一审，总体来说，理论上当然能缩短诉讼进行时间，可是复数层次架构审级制度的存在，是希望由不同的法官经手，从不同的面向反复斟酌相同的争议，以得出更为公平的判决结论，因此用删除一个审级换来判决最终审定谳时间的加快，以犠牲公平正义换来速度，恐怕不恰当！
而且，若删除一个审级是对的，那应该推及于所有案件，否则其他案件及小额的商业事件为三级三审，大额的商业事件却只能二级二审，这恐有违宪法保障人民诉讼权的本旨。
怎么大案件，反而更草率？要达到迅速的目的，应该是找出原本为何导致诉讼拖延的病因，对症下药，而不是削足适履，把一个审级删除（这是双面刃）。笔者没有看到司法院把病因找出来的努力，只看到病急乱投医，甚为可惜。
▲ 戴铭升质疑，商业法院仅配置9名法官，且兼办智慧财产案件，与迅速结案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图／记者林悦翻摄）
商业法院仅配置9名法官 如何迅速结案？
至于，为何导致诉讼旷日费时？个人认为，主因在于法官等司法人员的人力配置。
要加快每一审级的审理速度，就是要配置充足的人力，压低每位法官分配的案件量，若有怠惰的公务员（恐非罕见），则须尽速淘汰。如此一来，结案速度自然会加快。
然而据媒体报导，商业法院仅预计配置9名法官，且须兼办智慧财产案件，这不是与希望达到迅速结案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吗？
另外，亮点4导入了调解前置程序，立意或许良善，希望当事人以调解取代诉讼，达到迅速结案的目的。问题是，不该设计为「强制调解」（《商审法》第20条），应该改为「任意调解」（不过，《民事诉讼法》第404条本来就有任意调解制度）。
政府忽略了商业事件争议的本质，即被告通常不愿意诉讼案件太快结束，以近来引起轩然大波的大同案为例，公司派只要在开股东会时用尽一切手段（例如没收选票）、无论合法与否而取得形式上的胜利，掌握经营权后，时间就不是公司派在乎的问题了。
就算市场派提起诉讼撤销股东会决议，被告根本不在乎，只要尽量提出一切攻防手段拖延诉讼就行了，胜诉或败诉，也不是被告最在乎的问题，即使最后被告败诉了，董事任期三年也届满了，原告胜诉也无济于事，无论原告或被告，又得开始准备银弹打下一任期的经营权争夺战。
可见，强制采调解前置程序，只是遂了被告的意，使其可合法拖延时间。再从不同的观点来说，既是重大商事案件才能适用《商审法》，此类案件的本质怎是透过调解机制就可解决的？其机率可能微乎其微。
▲ 戴铭升建议，需要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义务，采纳专家证人的意见。（图／记者林敬旻摄）
专家证人意见 采纳与否凭法官一念之间
关于专业性的立法目的。亮点1提及司法院将遴选受专业训练之法官担任，这可能也是新法延后约1年半施行的主因。然而此处所称之「专业」为何？有特别说明的必要。
所谓的专业，可以概分为法律（在此尤其指商法）及法律以外之专业。一般对法官的批评，是认为其无法律以外的财经专业，致无法对商事案件做出妥适的裁判，故此处之专业，比较有可能指的是法律以外的专业。
对此，即便新制预留约1年半的时间让法官培养财经专业，笔者也不相信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法官能变成财经专家，即使是限缩在所谓的商业事件的范围，其所涉的相关专业知识也是相当广泛，法官不可能全懂。
此一部分必须借重专家证人（亮点6）来补强，也就是让法官把精力放在法律上，法律以外的部分必须借重不同领域的专家证人。
可惜的是，在我国的司法制度之下，法官还是掌握一切权力之人，专家证人所提供的专业意见，是否采纳全凭法官主观判断。可是，法官不是具财经专业之人士，如何有能力判断专家证人之意见是否应采纳？
笔者期待的专家证人制度，是让法官有一定程度的义务必须采纳专家证人之意见（也就是必须释出权力），才能达到专业分工、并进而提升正确性。
▲ 近年来，司法官考试大幅将商法考科的配分比重下修。（图／记者林敬旻摄）
虽然《商审法》所称之专业，主要是指非法律的专业，然而将商业事件（范围规定于第2条）从一般案件中抽离出来，让法官专注审理同类案件，也有助于提升法官的商法专业。
在此，笔者必须借此机会指出一项动摇国本的大问题，台湾的法学教育一直存在考试领导教学与学习的现象，过去几年，考选部竟在司法官及律师考试科目的设计上，大幅将商法考科的配分比重下修，致使法律系的学生放弃商法的比例增加；
而且，由于配分极低的影响（司法官二试：宪法与行政法配分200分、民法与民事诉讼法配分300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配分200分、商事法配分100分），考生的商法不必考太好，可能也不致影响录取与否，致使取得司法官或律师资格的法律人商法能力整体偏弱。
台湾是岛国，必须仰赖各种国际贸易，也就必须重视商法，可是，政府一方面将商业法院独立出来，强调其重商，另一方面却又在人才选拔时，打压商法，表现轻商的一面。政策间的矛盾，也将使得法官的商法专业无法使人民信服。
此外，也绝不可轻忽商法专业的重要性，缠讼十多年的SOGO案，就是因为法律见解的不同，才会拖延如此之久！（其中，最高行政法院的见解错的离谱，较为详细的分析，可参阅戴铭升，〈从立委跨党派集体收贿事件谈公司法修法〉，台湾法学杂志第398期，2020.8，页31-36。）
▲ SOGO案法院一审就是18年，催生《商审法》。（图／记者陈雕文翻摄）
SOGO案催生《商审法》 商业法院却无权审理
《商审法》另一个诉求是判决一致及具可预测性，笔者大胆的推测此必然无法达成，而且司法院已另外引进了大法庭制度（108年7月4日正式上路），统一法律见解不应该是《商审法》的重点。
再者，就《商审法》的制度本身观之，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理由至少有二：
（1）商业诉讼事件，原则上设有诉讼标的新台币1亿元的门槛（大事件），未达此门槛的案件（小事件）则不适用《商审法》，因此涉及相同法条的商业诉讼事件，将因金额大小区分，大事件进商业法院，小事件进普通法院，对于相同法条的解释，普通法院之见解当然还是可以与商业法院不同。
（2）商业法院不受理商业事件的刑事及行政诉讼（《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组织法》第2条），然而商法本身同时包含了《民法》、《刑法》及公法性质在内，具体发生的案件中，可能同时涉及不同法领域，若商业法院只受理民事诉讼，则就同一案件，刑事法院及行政法院之见解仍究可以与商业法院不同。
须附带一提的是，个人认为未将刑事及行政诉讼统一纳入商业法院是《商审法》之大缺点之一，例如前述之SOGO案，最具争议的部分反而是落在撤销增资登记的行政诉讼，而SOGO案也极可能是催生《商审法》诞生的主要缘由，可笑的是，商业法院却无权审理SOGO案的主要争议。
综上，笔者目前看不出目前的商业法院制度有何令人称许的亮点存在；不过，虽不看好，但不唱衰，仍旧期望此一新制正式上路后能发挥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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