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当医生要打断腿3／通常、可能VS绝对证据 法律与医疗专业决定医纠胜败
司法人员侦审跨领域的专业医疗纠纷，尤其开刀手术过程是否有瑕疵，几乎都要靠「卫福部医事审议委员会」提供鉴定意见，但鉴定报告不具名，内容出现疑义时，无法传唤鉴定人作证厘清，除了台大整型外科名医黄慧夫，过去也曾有2名医师靠自己挑战鉴定报告逆转打赢官司，律师陈禾原指出，医疗与司法联手破解2大专业的鸿沟，是官司胜败关键。
▲黄慧夫质疑医审会鉴定流程，不该对同一案件出现2种相反结论。（图／记者黄彦杰摄）
台北市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外科医疗部长、消化外科名医丁金聪，2012年间为一名癌症患者切除肝脏肿瘤，手术虽成功，但患者当晚就出现出血性休克等危急状况，最后不治身亡，一审认定丁疏于照顾，未让病患术后在加护病房观察，判刑10月。
丁金聪上诉纠出「医审会3次鉴定说法不一」，包括「术后肝衰竭及术后出血之发生率及死亡率」，较早的鉴定意见引用不同的文献数据，第3次鉴定才说相关数据「众说纷纭」，高院也认为不能用这种「无适当明确代表数值」来认定医师是否有疏失，且仁爱院区2009年至2011年间，切除肝叶大于3节的手术病例，有60%以上术后未入住加护病房，无证据显示丁不把病患送加护病房违反常规，改判丁无无罪。
▲律师陈禾原认为医师和律师充分合作，才能跨越专业鸿沟，让医纠诉讼结果更接近事实。（图／记者孙于珊摄）
另起案例是2006年5月间，妇产科名医师张少萌的父亲，因胸痛到台北市联合医院仁爱院区急诊，因林姓医师长时间没再回诊，张父病情延误，因心肌梗塞不治，虽医审会2度鉴定认为急诊医师无过失，检方因此不起诉林。
张以自身当医师的经验，认为林不该轻忽病患喊痛的感觉，坚持声请再议，并提供大量医学文献资料，林最后被起诉，高院还在判决中指出医疗过失包括「漫不经心或学养不足所造成的疏忽与结果」，并将林判刑，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
中成国际法律事务所律师陈禾原指出，医疗鉴定最常见的是要判断医师处置是否符合「医疗常规」，但这是个抽象的概念，鉴定意见常因此出现「通常」、「可能」等用词，这和法律讲究「绝对证据」有落差，而法官对证据的「解释权限」很大，对鉴定报告的解读会成为胜败关键。
▲连江地院院长廖建瑜认为，法官多了解医疗实务和临床状况，才能更精准判断医疗诉讼争点。（图／记者姜国辉摄）
陈禾原针对上述2个案例及自身经历指出，医师面对诉讼时，能否以自身专业与律师充分合作，毕竟司法和医疗隔行如隔山，「医师提供素材，由律师用『精致的手工艺』说明给法官听」，把诉讼聚焦在真正的法律争点上。
连江地院院长廖建瑜则举例，一般人都觉得，对濒死的患者做CPR才能救活人，但是法律要考量个案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一定用CPR就能活，还是需要使用其他急救器材才有效果？法律必须确定做CPR可达百分之百救活人命，才能苛责医师为何不做CPR，不能光是询问科学上CPR救活病患的机率，就当作判决依据。
廖建瑜建议，法院在送请医审会鉴定个案时，不能被检辩双方影响要求鉴定的内容，因为当事人可能因自身专业，在请求法官提问时，回避对自己不利的问题，这样会拉长诉讼时间，甚至使得全案永远无法进入真正的问题争点，因此审判医疗案件的法官尽量自修或参加研习，多了解医疗实务、临床状况，才比较能掌握医疗纠纷的争点，做出更精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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