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泉、李武忠／要搞栽培渔业 不能只学日本的皮毛
▲国内渔业保育团体和学者呼吁政府部门应积极推动栽培渔业和画定海洋保护区。（图／示意图／记者季相儒摄）
由于国际公海多数被划入临海国家的200海浬专属经济海域，使得公海可自由捕鱼面积大幅限缩，加以责任制渔业推动，让许多重要捕鱼国家将重心从远洋渔业转为沿近海及养殖渔业。遗憾的是我国渔业部门还是将渔业发展重心摆在远洋渔业，却又无法有效管理，导致很可能被欧盟举红牌。
对于沿近海渔业，政府每年虽然编列经费从事人工鱼礁投放及鱼苗放流，但是台湾沿近海鱼类资源及渔获量持续减少（2014年台湾近海渔业产量为14万公吨，产值142.7亿元新台币，沿岸渔业产量仅2.9万公吨，产值40.8亿新台币），已经影响到渔村经济，遗憾的是蔡总统的海洋政策中并未对海洋最传统产业－渔业提出具体的对策与愿景。
为增加沿近海渔业资源，国内渔业保育团体和学者呼吁政府部门应该积极来推动栽培渔业和画定海洋保护区，然而从日本多年推动栽培渔业的经验可以做为我国政府的借镜。
所谓的栽培渔业系指在人为设备与环境保护下，把高利用价值的水产动物资源以人工繁殖方法大量生产种苗，接着透过中间育成培育至放流体型后，再把这些种苗放流回到自然环境中，期盼能够维持并继续繁衍成长，甚至增加水产资源。
▲要有当地社区的实际参与保护区的经营，才是海洋保护及鱼类资源复育能够成功的关键。（图／示意图／记者季相儒摄）
事实上，台湾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从日本引进栽培渔业技术，并从1988年起把发展栽培渔业列入国家级研究计划项目积极推动，原本预计成立3个栽培渔业生产中心，后因人事、经费、组织架构等纠葛无疾而终，目前渔业署将新北市贡寮区卯澳湾选定为我国第一座栽培渔业示范区。
日本的栽培渔业起源于1960年代，迄今已有50多年的经验，根据日本水产业界检讨过去这50年实施栽培渔业的成效，发现并未达成扩大与复育渔业资源目标，渔业资源量不增反减，从1960年日本沿岸渔业生产量约200万公吨，降至2011年约110万公吨跌幅近二分之一，这与栽培渔业效果不彰和生态环境恶化息息相关。
目前日本已把过去「一代回收型」（sea ranching）的栽培渔业观念改为「资源造成型」的栽培渔业，积极发展「责任制栽培渔业」，严格要求：使用放流海域种鱼所繁殖的种苗进行鱼苗放流、调节放流量以弥补放流海域同种类天然鱼减少的数量为考量、加强放流效益的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规划下一期鱼苗放流计划，不会进行无规划性的种苗放流。此种作法相当值得台湾借镜。
设立海洋保护区被认为是复育鱼源最简单直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成为全球保育海洋多样性与生态的潮流，目前我国画定之海洋保护区海域面积约30,579.42平方公里。
然而根据外电报导：「全世界大多数的海洋保护区未能妥善保护海洋生物，59％的海洋保护区生态和附近开放捕鱼的渔场并无明显差异。」因此，光靠增加海洋保护区数量，并不足以达成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目标，我们应更重视海洋保护区的设计，并进行长期有效管理。
以珊瑚礁为例，全球只有18％的珊瑚礁位在海洋保护区内，也只有1.6％的珊瑚礁受到适当保护，更只有0.1％不受到偷捕的威胁。海洋保护区不在于面积的大或小，必须要有当地社区的实际参与保护区的经营，才是海洋保护及鱼类资源复育能够成功的关键，政府不能只学皮毛！
●作者李武忠，新北市，博士，经济系教授；作者郭金泉，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已获授权刊登。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