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单亲妈勒毙子女遭判死】判死与否是司法大黑洞
▲吴姓单亲妈妈勒死儿女后轻生获救，新北地院审理后，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引发舆论质疑。（图／记者陈以升翻摄）
今年2月，新北市发生一起单亲妈妈独自抚养两个子女7年，身心俱疲情况下，对子女下药后勒毙，并服药自杀未果。检察官以杀人既遂罪起诉后，经新北地院判处死刑。全案虽未确定，却引发舆论质疑，即比之凶残的杀人者，这几年判处死刑者少，为何如此情有可原者，法官竟如此冷血判处极刑。
从此争议可看出现行的量刑，尤其是死刑判处与否，永远是司法的大黑洞。
就《刑法》第271条第1项的杀人既遂罪，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而若成年人杀害对象为儿童或少年，依据《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112条第1项前段规定，必须加重二分之一。不过，因杀人罪的极刑就是死刑，如此的加重，实质意义并不大，法官还是得在死刑、无期徒刑间做抉择。
虽然此次案件的杀人事实并无太大争议，但因被告长期面对经济与家庭压力下，是否于行为时有精神障碍，并因此造成违法辨识或行为控制能力的欠缺或减弱，致处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法院就此部分，似未多作着墨，就凸显目前刑事精神鉴定，也是司法的一大黑洞。（参考吴景钦／【砍母头颅无罪】复数精神鉴定问题）
撇开是否有责任能力不谈，对于量刑，尤其是否判死，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是法官最核心的权力，致无可侵犯，故所谓科刑辩论，一向不被重视，甚至忽略。但从2009年，我国将两人权公约国内法后，最高法院就强烈要求量刑辩论，甚且在2019年底修正《刑事诉讼法》时，特别强化被害者的参与权，于《刑事诉讼法》第289条第2项，赋予被害人或其家属可对科刑表达意见。凡此变化，似乎可使量刑更为透明与公开。
只是量刑与犯罪事实有无的判断，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因犯罪事实仅是以行为为对象，除了必须有严格的证据为证明外，更必须符合法律的构成要件，因此就是有或无的答案。但是量刑所必须考量者，并非仅是行为本身的不法程度，还包括行为人本身的素质，就不可能有任何客观化或质化的标准，容易形成司法者的恣意判断。
为了防止如此的弊病，司法院便持续强化量刑系统，让法官有一可循的基准。同时，也要求法官对于《刑法》第57条所列10款的量刑审酌事项，必须清单式的逐一检视，以求审慎。
只是如此的努力，效果却相当有限。因这些所谓量刑系统或指南，只能是参考，并无拘束法官之效力；而所谓清单式的逐一检视，更显得虚无飘渺。因观《刑法》第57条各款，即犯罪之动机、目的、犯罪时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为人之生活状况、犯罪行为人之品行、犯罪行为人之智识程度、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关系、犯罪行为人违反义务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险或损害、犯罪后之态度等，几乎难以明确化，就会形成法官选择性的检验与检视。
如以此次案件来说，杀害自己小孩可认为是手段凶残，又罔顾亲情，一心求死，即是想摆脱刑事究责，实毫无悔意，更无教化可能，就必须与社会永久隔离。但同样也可说，由于被告为生活压力所迫，又求助无门，杀害子女乃属不得已，且从犯后坦然面对、一心求死来看，情状确实可为怜悯，不仅不应判处死刑，还必须依据《刑法》第59条予以减刑才对。
量刑是司法大黑洞之下，此案在未来的上诉审或不断发回更审的过程中，必又会从死刑变成无期徒刑，甚至被减为有期徒刑。如果这个循环成真，则这个已让人诟病不已的司法，到底还剩下什么？而在2023年1月1日，《国民法官法》开始施行后，必适用此法的杀人案件，国民法官又该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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