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骥／为何杀警案无法符合社会期待？判决中的统计学错误与道德风险
●单骥／国立中央大学终身荣誉教授，APIAA 院士。
2020年5月2日ETtoday新闻云报导：「自强号一名郑姓男乘客在2019年7月3日于火车上因逃票纠纷，持刀刺杀25岁的铁路警察李承翰，使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皆跳出来喊话批评判决。除了时代力量立委王婉谕认为，蔡英文、苏贞昌这样的行为不合适之外，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认为，专业人员交出专业意见，不应他是否政治不正确而被修理。」
本文同意，本案实不应将其政治化，此乃因其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且会让类似的悲剧一再地上演。
本案其争议之所在是，做精神鉴定的医生依其专业做出判断，而法官并未寻求其他专业意见（second opinion），就「行礼如仪」地判凶嫌因「精神问题」而无罪，并得以50万元交保、强制就医5年。此一判决实不符合社会多数人的期待。
判决中的第一型错误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本案暴露出我国在司法制度上的一大缺失，值得探讨。在基础统计学里有第一型错误（type one error）及第二型错误（type two error）。以口语化来说，所谓第一型错误，就是「把对的当成错的」，而第二型错误就是「把错的当成对的」。
以当前的社会议论来说，大多人不能认同此一判决，这是因为民意认为，这判决犯了第一型错误：把H0假说：「凶嫌不是精神犯」，在理由不充分、不具说服力下，给弃绝（reject）掉，而接受对立的H1假说：「凶嫌是精神犯」。而法官也在「尊重专业」下，而致发生轻纵。
复杂问题由少数人全权决定
若以统计严谨的态度来说，要判定「凶嫌不是精神犯」须依诸多的判定方法，且依诸多的判定准则为之，自不待言。若是上述的判定方法及准则，其准确度犹如刑庭上提供的掌纹或DNA证据般的准确时，自然就没有争议；然就精神问题而言，它的症状可能十分复杂，亦很可能没有相关的一致性在，如何能得出令人信服的判定，就会是个大问题。再者，在现今发生的诸多医疗纠纷情况下，难谓不会发生误判，而严重地戕害司法公信力。
更有甚者，目前的制度，在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上，竟是允许精神科医生一人全权作鉴定（？）而其鉴定结果也被法官奉之如圭臬，这完全是违反统计学的大数法则，也完全没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度。（事实上，就专利或智财权的鉴定上，也常有一个以上的专业机关为之），但很不幸的是，就此一关系人命的鉴定案件，现今司法制度，竟可以允许以如此不科学的方法草率为之，让人不敢置信。我们寄望，在这次的杀警事件后，相关的不合理制度终能得到合理改善，以提升我国司法公信力及裁判品质。
▲杀警案一审宣判无罪，裁定50万元交保，郑嫌需强制就医五年。（图／记者翁伊森翻摄）
另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当前司法制度它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而此一问题又与上述统计学上的鉴定上公信力的问题彼此纠缠，进而加重司法判决上出现重大瑕疵之可能。
经济学上就「道德风险」常举的「例子」是，若车主买了保险就自以为万无一失，或心存侥幸，认为出事后可由保险公司全赔时，即很有可能潜意识地减少其注意力，而造成无辜行人生命财产上的重大伤害，若此，当然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此，就保险公司而言，其为防止上述「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对策之一就是要求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只出一定限额的赔偿，其他的部分，则由肇事者负全额赔偿之责；此外，（在美国）下年度的保险费用也可据此大幅地提高，以发挥强大的警示功能。另就公权力机关而言，也可采累积计点的方式，而给予吊照处分。
在我国目前「法官法」的制度下，以本杀警案为例，它成功地阻却家属向法官提告的可能。当然，一审法院是否会认为，这不是最终的判决，尚有「审级救济」可于二审时，重作事实认定，然其却让受害人及家属受尽无限煎熬；而若果真如此，则其实已发生严重的「道德风险」，而此必将造成社会的不安与司法信誉严重的伤害。
依当前的「法官法」的规定下，人民或只能经由「法官法」第30条的「法官评鉴委员会」寻求十分有限的「救济」，或由监察院「受理」发动调查，前者难免会让人有「官官相护」的「道德风险」，而后者则恐非常态性处理，亦会让小老百姓委曲难伸。
▲警员李承翰双亲对于判决结果无法接受 。（图／记者许宥孺摄）
司法改革能否落实？
附带一提的是，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2017至2018年关于「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的调查报告中显示，中国大陆在全球排名第46名，台湾全球排名竟然是48名，落后大陆两名。上述两件事是否有相关性？殊值虚心检讨。毕竟，一审是最先、且是最直接接触百姓的，且上述的调查是以社会百姓及企业主的感受与意见为主，一体适用于受查的各国，故实有其相当学理依据，不可轻忽。
如何处理当前司法上的困局？目前行政院苏院长的说法是：「希望未来判决时能加入更多的医疗团队进行，不要让单一医师来承担责任」，而卫福部长陈时中在记者会中也提到：「日后要成立委员会来处理相关案件」。上述处理，若能落实或逼近统计学上的「大数法则」，或可较有效地排除统计学上「第一型」或「第二型」错误的发生。
以此次杀警案轻判为例，不论蔡总统或是行政院院长都说了重话，（虽也有不少人认为总统及院长不应干预个案），无论如何，司法院是否能大力改革？或是只处理了统计问题，而不处理上述「道德风险」问题，而成了「锯箭式」的改革，才应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重点。
热门推荐》
►杀警案》警察：我只能穿30人共用6件的防弹衣 对高层煽动性言论没共鸣
►同样都精神病杀人，为何杀警案和小灯泡案结果不同？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网立场，欢迎投书《云论》让优质好文被更多人看见，请寄editor88@ettoday.net或点此投稿，本网保有文字删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