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开诚布公建立互信,才能降低「讯息、认知、决策、交易」成本
为了减少大台北地区跨域移动所带来的群聚风险,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宣布的分流措施,包括:弹性上班时间、异地办公、居家工作,而且中央各机关的居家上班人数提高到二分之一;经济部就此也希望工商企业界能够共体时艰,行政和研发的非生产线人员,配合三分之一居家工作的政策。这一波猛爆型的疫情侵袭,还因为在事后一个星期,才就确诊者的发病日,进行「校正回归」,之后每日又增加数百个案例,更引起地方行政首长对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政治猜忌,国人不知所措之余,也加深内心的莫名恐惧。
屋漏偏逢连夜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甚至朝野政党之间,所产生种种的磨擦,进而形成的不同成本,不利于全民抗疫成效,更无助于生活常态的回归。这些成本包括:「讯息成本」、「认知成本」、「决策成本」、以及「交易成本」。
中央针对确诊人数所进行的「校正回归」,是「不信任」政府公布资讯数据的新源头,也导致地方政府防疫慢半拍的严重后果。「校正回归」的主因在于,筛检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是,筛检结果的判读时间,却可能需要一两天或甚至两三天。但如此一来,地方政府针对确诊个案,以及周边接触者的人员匡列和疫调足迹,产生空窗期,进而形成确诊人数增加、找不到源头的恶性循环。
面对每天都有数百位的民众确诊,各县市、尤其是台北市和新北市政府所辖属,收容、诊治病患的医院和防疫旅馆,不要影响或排挤到原本必须到院开刀或洗肾的权益与资源,有效配置病床和负压隔离病房,如何在最短期间内,建立足够的移动式之快速筛检站,都考验着地方行政首长对于疫情紧急应变的治理能力。瞬息万变的疫情恶化形势,全体国人的无力感和挫折感,油然而生。而由于人命关天,各级行政首长做为「父母官」,必须立即回应的政治压力,不言可喻。
当预防胜于治疗,已经成为过去式;政府现阶段提出的措施,当以最迅速的减灾、整备、应变为主,并以拯救最大多数民众的生命做为最高原则。相形之下,下至餐饮小吃业者,只能外带,不能内用,给顾客带来的不方便,上到工商企业界配合政府政策而调整人力调度,所增加的经济成本,相信都在国人愿意容忍的范围,也是大家此时的共识。
面对挑战,蔡总统宣示7月份国产疫苗,全民都能接种疫苗的期盼,远水救不了近火。朝野政党和政治人物的同心协力,很难避免「制度磨擦」(institutional friction)的难题。特别是因为防疫讯息的不对称,在政治上的彼此不信任,造成中央政府认为「上令不能下达」、「地方各行其是」,而地方政府则认为,指挥中心的「盖牌」和「留一手」,造成自己所采取因应措施的漏洞百出,朝令夕改。
这些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的改变障碍,正是当前中央与地方联合抗疫,最需要避免的成本。首先,地方政府防疫资讯收集的「讯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中央事后的确诊案例补破网,危及紧急应变的成效。其次,指挥中心总绾全局,过滤处理讯息的「认知成本」(cognitive cost),希望地方政府遵循指挥中心的规范,已经因为危机意识的感受程度差异,而呈现步调不一的现象。再者,无论是中央各部会之间,或各部会和指挥中心之间,乃至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决策做成之前必须在内部达成基本共识的「决策成本」(decision cost),势必将因为疫情高峰而愈来愈高。最后,中央政府「乾纲独断」做出决策,愿意释出资源、提供协助,都因为涉及到地方政府的顺服度降低、以及监督地方执行状况的困难度增高,「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大幅增加后,「令不出指挥中心」,不利于当前的全民抗疫。
「开诚布公,建立互信」,无疑是现阶段的政治解方。因为通报系统过于复杂或提报数据的延迟,所导致的「校正回归」,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指挥中心提供「即时/正确」资讯的借口。防疫资讯和数据的品质,是地方政府据以做出判断、提出对策的基础。在决策过程当中,于适当的时机,进行必要的调适,必须植基于「即时/正确」的资讯。为了有效降低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除非是要更进一步提高(或以后降低)防疫警戒的等级,要不然「中央决策,地方执行」并不适用于今时今日,指挥中心的责任在于依据疫情讯息,提出解读、研判、以及因应措施的建议。
让中央的,归中央;地方的,归地方。只有资讯对称、权责相符的疫情治理,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才能够共同带领台湾人民渡过这次史无前例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