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义杀警案1】思觉失调骗不过精神科医师！疗养院长解析司法精神鉴定
2019年7月3日，铁路警察李承翰在台铁车厢查票处理补票纠纷，遭郑姓男子持刀刺死。10个月后，2020年4月30日，嘉义地方法院一审认定郑男罹患思觉失调症，判决无罪，并处分强制就医五年，引发社会哗然，连带也使得出具司法精神鉴定报告的医师被网友出征挞伐。
究竟，思觉失调症是什么？司法精神鉴定有无诈病可能？监护处分最高只能五年吗？网路法律节目《行动法庭》5月12日邀请八里精神疗养院院长张介信、曾执行监护精神疾病被告的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林达，以及曾任台湾高等法院刑庭法官的吴祚丞律师，共同讨论患有思觉失调症被告的征状病程、鉴定、监护与服刑等相关问题，让社会大众了解精神病患的犯罪问题，不能归咎于社会安全网破网，而是应回归精神医疗体系、司法审判、与矫正机关共同合作，修法提高监护处分的年限，并建构司法精神病院，治疗与矫正同时并行。
不只是台铁杀警案，《我们与恶的距离》剧中角色也是思觉失调症患者，罹病、杀人、社会的误解，同样的戏码，一再上演。解决司法精神医疗体系问题，刻不容缓。
▲ 精神科医师、八里疗养院院长张介信。（图／行动法庭提供）
凶嫌受制思觉失调 自由决定空间「非常狭隘」
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不罚。」明定被告判决无罪的关键，在于其因精神障碍「欠缺」辨识行为违法的能力。
精神科医师、八里疗养院院长张介信指出，思觉失调症是思考和知觉的变异，主要的症状有幻听、妄想、混乱的思考和行为，以致影响病患整体生活适应的功能。
「幻听」，是思觉失调症主要出现的幻觉，例如病人会听到别人讲他的坏话，叫他去死。而「妄想」症状，则会让病人对于没有事实基础的事情，产生坚信不疑的信念。而且这类妄想会系统化，带给病人草木皆兵的压迫感。
在嘉义杀警案的判决书中，就记载凶嫌郑男对其妄想坚信不疑，他犯案前曾试图求证，解决妄想的内容，但遭遇挫折，进而升高他妄想的强度，使他「思考和判断的视野变得狭窄」。对郑男来说，他自由做决定的空间变得非常狭隘。
其实不仅是嘉义杀警案的郑男，2016年轰动台湾社会的内湖女童断头案（小灯泡案），杀害小灯泡的凶手王景玉，也深受思觉失调之苦。
《行动法庭》主持人、资深司法记者苏位荣表示，她曾旁听王景玉在高院审判的开庭过程，在法庭上，王景玉的思维「非常奇怪」。
王景玉在法庭上与法官的对谈，看起来正常，问他从小在哪里念书？交友状况如何？王景玉的表现都跟正常人一样。但当讲到玉皇大帝，王景玉竟然说自己是玉皇大帝，为了要传宗接代，必须杀死小灯泡。更匪夷所思的是，王景玉在谈论这些「妄想」时，他的表情、言语、行为却非常正常，那些妄想似乎已经「植入他的脑袋」。
▲ 小灯泡凶嫌王景玉罹患思觉失调症，深信自己是玉皇大帝。（图／资料照）
诈病能骗过精神鉴定？医师：会对照行为「一致性」！
嘉义杀警案的判决结果出炉后，不少民众嘲讽，未来只要谎称自己思觉失调就能脱罪。然而诈病真能逃过法律制裁吗？「真的要诈病，有他的难度！」八里疗养院院长张介信坚定说。
张介信回忆说，很多人诈病会用典型模式，但这种作法骗不过精神科医师，因为同样一种精神疾病，在不同人身上，会依照人格特性、早期发展的行为模式，有所改变、微调。医师在会谈过程中，会分辨行为人的表情、情绪感受，并比对早期行为模式和卷宗记录等相关资料，去判断行为是否具「一致性」，是否符合精神病理的表现？
司法精神鉴定「多向度」 不会只靠医师说了算
嘉义杀警案宣判无罪的关键，在于「精神鉴定」，使得本案负责出具司法精神鉴定报告的医师成为众所之矢。然而，凶嫌被认定思觉失调症的结果，真的是由医师说了算吗？此外，司法精神鉴定跟一般精神鉴定又有什么区别呢？
张介信说明，一般精神鉴定以治疗为目的，在临床上以叙述的真实、主观的经验和感受为主。医师会用「同理」和「支持」的方式，跟个案建立信任关系，塑造温暖的氛围，让病人能倾诉自己的状态和受苦的情况。在关系建立后，医师会再实施适当的治疗，以达到恢复效果。
但司法精神鉴定是为了鉴定「犯案当时的精神状态」，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患者？疾病、症状、行为间的因果关系、相关性又是如何？
为了让被告趋近于犯罪时的状态，还要回到当时的状况，去了解当时的人事时地物？他当时如何思考？如何感知周围环境？当时的环境如何形成他的判断？以及经过判断后，他如何执行犯罪行为？
在这整个脉络、序列行为的延续状态中，患者在每个步骤或环节，可能会被中断或做其他选择。但当患者经历一连串感知环境、诠释讯息、综合判断，决定要犯案，最后去执行，「他好像也没办法选择（不去犯罪）？」这就是精神鉴定需要去厘清的。
而司法精神鉴定结果，讲究用中性态度揭露客观事实，不会只依据医师会谈，还会「多向度」参考心理、社工，以及社会、家族等资料做综合评估。
本案随着司法精神鉴定结果的出炉，法官采纳精神科医师的鉴定报告，判决凶嫌无罪，并处以五年监护处分。但在这五年监护期间，凶嫌的精神疾病能否获得妥善的治疗？待五年期满，凶嫌从监护机构放出来，社会能否安心迎接他回归社区呢？这是目前最令人忧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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