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政人权】刘北元／监狱管理必然要对立？
●刘北元，作家、更生团契志工，曾任律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日本前两年发生一件逃狱事件，颇令人玩味。这起逃狱事件发生在日本开放性处遇设施（低度戒护管理），由于该监狱采取收容人自治，当某一收容人被其他自治干部当众辱骂后，引发逃狱。后来相关主管机关检讨了事件发生的始末，其中一项改进措施是，自治干部在训诫其他收容人时，宜有其他管理人员（公务员）在场。
没错，管理人员在场，表示这一次的训诫是公权力的决定，收容人不会出现认知上的错误，进而不服从管教。这样的状况，在台湾的监狱管理中，也是存在的。
我国在监狱管理上没有收容人自治的制度，但由于基层管理员人数上的不足，因此实际上在第一线的管理工作仍有借助收容人协助的必要，因此有所谓的「服务员」产生（早期称为杂役）。
服务员的工作角色相当多元，从协助秩序维护、收容人劳作事务、保管金帐目、福利社采买订单处理，到环境清洁等，都有穿着背心的收容人，也就是服务员在协助。而这些公共事务并不都是劳务性的工作，也有协助维持秩序、分派工作等，因此在收容人的眼中，服务员是在协助主管做事，若不服从服务员，到最后也是主管出面处理。于是，这些服务员说话就有份量了。
有些工厂主管会将夜间舍房的分配交由服务员决定，收容人在日常生活中若有问题，也需先向服务员反映，服务员处理不来的，再由主管出面解决。可以说，服务员是管理员与一般收容人之间的桥梁，即便其本身是收容人，但另一方面却在协助管理者执行公务。
从现况来说，监狱管理者与收容人并不是永远站在对立的两面。更进一步言，如果监狱的管理者与收容人要刻意站在对立的两端，对管理与教化工作的推展，也是弊大于利。
对立式的管理，虽然可以将收容人管得服服贴贴，但对收容人而言，一切都是表面工作罢了；为了早日离开监狱且希望狱中生活平安，每个收容人都会摆个样子给长官看，但心里头没跟上国家的期待，就更别谈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我的经历中，就曾遇见过某些管理人员，明知道有人长期都在做一些重大违反监规的事，但只要表面秩序是好的，他也就不管了。长久以往，表面上，监狱的管理绩效十足，却也失去了教化的意义。
从收容人的眼光来看世界，负责监狱管理及教化工作的人，才有能力带领收容人更生。对于一些顽劣的收容人，监方必须强势管理，但对于大多数收容人，则需要更多的亲近与同理心。然而，过于亲近收容人的管理或教化人员，在监狱管理高层来看，又会担心有人谋不臧的状况，还想升官的人员就只能与收容人保持距离，以免被长官贴上标签。
到此简单做个总结：监狱是个教化机构，但要管理这么多收容人，以现有人力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维持一个有效率的表面秩序，变成第一要务；惟要完成这项任务，又不得不借重收容人，于是出现了一个既对立又利用的状态。
这个状态所创造出来的监狱秩序是对立的、浮面的，在管理人员看不到的时候，另有一套次文化在里面运行，于此环境下谈教化，没有人力、没有氛围，有点空泛；台面上的官方文化对于放下对立政策的公务员，充满不信任感。在狱政上，官方的防弊心态大于兴利，亦使有心者却步。谈狱政改革，除了硬体、人员编制与制度外，这次就监狱中的管理文化提出自己的观察与建议，于此就教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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