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四壮集－狗不理坡
Copeley Hill是维吉尼亚大学学生宿舍所在地的地名，但这么美丽的一个英文名字，却被也曾在这里读书的卜大中，取了个难听的中文名字「狗不理坡」。但难听归难听，却传神至极形容了留学生在异乡苦读的生活，有时候真的孤单到连狗都懒得理你。
这几天重读八○年代美国政治，从书柜里翻出好几本一九八五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剪报，那些泛黄的旧报纸，纪录了当年的美国政治，也有我在Copeley Hill一年多的回忆。
Copeley Hill是维吉尼亚大学学生宿舍所在地的地名，但这么美丽的一个英文名字，却被也曾在这里读书的卜大中，取了个难听的中文名字「狗不理坡」。但难听归难听，却传神至极形容了留学生在异乡苦读的生活，有时候真的孤单到连狗都懒得理你。
我到维大是「奉命留学」，奉余先生之命出国。在我之前天瑞奉命到匹兹堡，信疆奉命到威斯康辛，报馆当时有人戏称我们三人奉命留学，就像是古希腊时期的「贝壳放逐」。
这三所大学变成我们的「放逐地」，都是余先生决定的。当时匹兹堡有许倬云教授，威斯康辛有刘绍铭教授，维吉尼亚有冷绍烇教授，他们三位都是余先生的海外旧识，余先生一通电话，就让我们三人变成了「老留学生」。
我到维大本来祇是访问研究，在狗不理坡有间宿舍，图书馆有张桌子，但到底要访问哪里研究什么，余先生没要求，政治系也随我意，但我还是选了两门课，一门美国外交，另一门是冷老师的「国际事务中的中国」。
冷老师是华人在美国的知名学者，出身维大的冷门弟子，许多人现在已是台湾政学两界的顶尖人物。我那年选他的课时，同班祇有五个博士生，其中四个来自台湾，因此有人曾开玩笑向冷老师建议，以后上课干脆讲中文算了。冷老师虽不是口若悬河型的学者，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冷门弟子对他莫不尊重感恩。
大概因为我当过记者又是老留学生吧，冷老师对我也特别照顾。他请外地来的学者吃饭，偶尔也会找我作陪，让我长长见识；连我的生活琐事，他也常打电话关心，我搬到狗不理坡后，屋内的窗帘等布置，也都是冷师母帮我处理。
在维大那段日子，也是我一生读书最多也最认真的一段时间。虽然我当时的英文不太灵光（现在也没好到哪里），上课像鸭子听雷，每堂课的笔记祇能支离破碎记个两三页，但我每天抱着厚厚的洋文书苦读，一本出国前靖远送我的《远东英汉大辞典》被翻到脱页脱线。
每天晚上从图书馆读完书回狗不理坡后，又开始我的读报时间，《纽时》与《华邮》每日必读；前几天从书柜里找到的那几本剪报，就是在狗不理坡宿舍里，靠剪刀和胶水一张张留下来的读报纪录。
当然，狗不理坡的晚上也是我的「中文时间」。翻翻《世界日报》（美洲中时当时已关报），听听蔡琴、邓丽君，跟台北通通电话，偶尔也跟邻居那几位台湾留学生喝喝啤酒，聊聊台北政坛的恩怨，以及留学生之间的是非八卦。
但狗不理坡的生活，经常是「名副其实」，「收到台北寄来的三本书，以及两卷李国修与李立群录制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录音带。半夜躺在床上戴耳机听，听到有趣处，一个人禁不住大笑出声，像个神经病，孤独的神经病」，这是当年六月所写日记中的一段话，好多年后我告诉国修这段往事，他也忍不住大笑，不相信有人「哪会孤独成那个样子？」
我离开狗不理坡后，就不曾再回去过，跟冷老师也祇有在台北见过一面，偶尔从他在台北的冷门弟子处间接得知他一些消息；几年前读陶涵（Jay Taylor）的书，其中有一段写冷老师曾去北京见过邓小平，邓请他传话愿意派杨尚昆与李焕晤谈，我也才知道另一个身分是严家淦女婿的他，竟然也当过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