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然／滥用「限制出境」，欠缺正当性
▲检察官在侦查初期，即迳命境管单位对被告「限制出境」，违反《宪法》保障人民的迁徙自由。（Photo by Maker Chen／flicker／示意图）
司法改革国是会议第三分组针对「检察官的法律定位」此一议题，也就是检察官性质是属于「司法官」抑或是「行政官」，在司法界中受到广泛地讨论。不过，除了检察体系的属性与定位外，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强制处分」的发动权限，也是司法改革中值得讨论的议题。
过去《刑事诉讼法》的历次修法中，已将「羁押」、「搜索」与「扣押」等强制处分的发动权限，改为「法官保留原则」，必须由检察官声请法院裁定方能为之，避免仅由检察官单方面决定而产生滥权的疑虑，且有助于提升人民对于检察机关的观感与信赖。因此，检察官的强制处分权限，也是司法改革中值得纳入探讨的议题之一。
虽然《刑事诉讼法》多次修法的结果，已经将多数重要的强制处分权限改为「法官保留原则」，但由于欠缺全面性的通盘检讨，修法难免挂一漏万，现今检察官广泛使用的「限制出境」处分，即是一例。
「限制出境」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文规定，而是从该法第93条的「限制住居」处分解释而来，将「限制出境」扩张解释为「限制住居」的一种方法，在被告欠缺羁押必要性时，用来替代羁押以避免被告逃亡的处分。但由于「限制出境」是由限制住居「解释」而来，并无明文规定，此种处分类型是否具有正当性？从法治国的精神来看，确实亟待检讨。
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惟「居住自由」与「迁徙自由」意义不同，依据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43号解释，将之分别认为是「任意移居」与「旅行各地」的权利，两者的权利内涵不同，不容互相混淆。现行司法实务以《刑事诉讼法》第93条「限制住居」规定，也就是对于「居住自由」的限制，作为「限制出境」的法律依据，借此限制「旅行各地」的权利，显然混淆《宪法》第10条「居住自由」与「迁徙自由」两种权利。
再者，《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限制住居」，仅为羁押的替代处分之一，规范密度较低。不仅检察官可以单独为之，也欠缺陈述意见、书面通知、期间限制等正当法律程序应有的保障规定；而前大法官陈新民教授在释字第670号解释「部分协同、部分不同意见书」中，更明确指出：「人民在刑事程序中被限制出境，日后如不起诉处分或法院判决无罪，即不可声请冤狱赔偿，形成我国冤狱赔偿制度的一大漏洞。」
由于我国司法实务上，检察官在侦查初期，往往只要有犯罪迹象，不问犯罪轻重程度，即迳命境管单位对被告「限制出境」，不仅对人民造成突袭，也让当事人无法及时救济。纵使事后被告全程准时到庭，法院第一、二审也都做出无罪判决，检察官也不会主动撤销限制，更遑论在案件拖延的情况，人民完全无法预知限制出境的期间。在国际交流频繁的现代社会，上述问题对于涉外婚姻或跨国公司等人民必须出境的情况，极有可能产生重大不可回复的损害；又无法透过《刑事补偿法》获得补偿，难谓符合《宪法》对于「迁徙自由」的保障与「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
在此，本人也呼吁司改会议正视检察官「强制处分权」的问题，特别是欠缺法律明文、欠缺要件限制与欠缺补偿规定的「限制出境」处分，尽速在《刑事诉讼法》中制定相关规定，避免检察官继续滥用限制出境权限，借此提升人民对于检察官的观感，也有助于达成司法改革之目的。
●李永然，永然联合法律事务所所长、永然两岸法律事务中心创办人、中华人权协会名誉理事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