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友辰／冤案平反宣告后，法官的道歉送暖
▲面对平反冤案，期待我国法官也能像日本和韩国司法人员勇于承担，公开向被告承认并矫正错误。（图／视觉中国）
台湾司法不乏冤案，但对于冤案何以发生却欠缺实证研究，不无遗憾。最近笔者参加台湾冤狱平反协会召开的会员大会，会前聆听台大苏凯平助理教授题为《初探冤案研究之目的与方法》，学界开风气之先从事冤案研究，令人振奋。主讲者特别提到，台湾刑事司法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依据「复杂系统」理论，此项系统会不可避免、不可预期的出错。在传统观点下，这些「系统事故」几乎都被归责为系统操作者的错误，但这种归责方式不只无法解决问题，抑且可能创造更多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冤狱平反协会前理事长）即席回应提醒，冤案平反之后，除了刑事补偿之外，如果进而讨论或进行「究责」行动，可能对司法系统的操作者引发「寒蝉效应」，而使日后平冤的行动遭受阻碍，让有心者裹足不前，甚至造成反效果。他呼吁倡导者要三思而行，另谋适当方法，可谓语重心长，颇具启发性。
其实，撇开学者高深学术性的探讨，在我国司法实务上，民间讨论所在多有。最特别的是，蒙冤32年，在2018年8月8日获得平反宣告无罪的苏炳坤冤案，负责审理的台湾高等法院合议庭审判长周盈文、陪席法官简志龙、受命法官林孟皇突破传统，当庭公开向苏炳坤的遭遇表示同情与不舍，并直指造成本件冤案的三个主要原因是：一、案发当时警察机关为追求尽速破案，对涉案人不当取供；二、检察官未善尽侦查主体职责，对警察机关移送的案卷资料照单全收，草率起诉；三、法院未能落实无罪推定原则。此种以司法系统审判者主动提出总检讨，而在法庭公开自我反省的作为，可谓破天荒首例，值得喝采与肯定。
众所周知，冤案形成原因的系统虽然复杂，但不难从上述三个阶段及层面进行检视，亦即案件发生后，经由警察调查移送，检察官侦查起诉，再由法官审判定罪，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均可能铸成冤狱，当然可以针对负责调查、侦查及审判人员进行调查究责。
以过去实务经验及记录来看，在警察及检察官阶段，因其隶属行政系统，监察委员介入调查其违失的责任比较容易着手，而且都有调查报告、纠正或弹劾案的提出，对冤案的救援颇具影响力。但在法官部分，涉及司法核心领域及依法独立审判的天条争议，监委秋后究责，经常是无功而返，徒呼负负。如果此块神圣领域真的碰不得，那只好凭借良心的谴责及自我反省引以为戒！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范例，便是日本著名的冤案「足利事件」。被冤判死的菅家利和在重新鉴定DNA后，于2010年3月26日，日本宇都宫地方法院为这桩缠讼多年的案件画下休止符，审判长在宣判无罪的同时，三位法官全体起立向遭受冤枉的被告深深一鞠躬并道歉，检察官也当庭向被告认错。
此外，韩国多年悬案的「华城连环杀人事件」于2020年7月宣告侦破，12月17日韩国水原地方法院宣判被告尹成如无罪，法官朴正济承认过去侦察机关的调查漏洞百出，才造成错误的判决，同时主动向被告致歉表示：「被告经历长期的牢狱之灾，在精神与肉体上皆承受巨大的痛苦，作为司法机关的一员，我在此致上歉意，期盼这场宣判能助被告洗清污名、恢复名声。」可贵的是，警方也在法院宣判无罪后发布声明，正式向尹成如表达歉意，对于让一名无辜青年平白背上杀人罪名，在狱中度过20年光阴，因此造成的莫大伤害深切反省。
反观前述的苏炳坤案，合议庭周盈文审判长则语带保留仅表示「同情与不舍」，似乎是有太多的考虑，想为我国司法留一点颜面，以免引人非议。不过，罗秉成政务委员仍肯定这对当事人是有疗愈的效果，他提到：「这对无辜者来说很重要，虽然现在很多人在讲修复式正义，但冤案的被害人修复式正义要怎么做？非常难，因为既有制度没有替他们预留空间，也不会道歉。」他提到：「再审条文里面有一条，如果最后再审获判无罪，判决书必须登在《司法公报》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表示国家向他们道歉，代表这个案子判错了，让法官有所警惕。」
回顾台湾既有的平反案件，除了研究冤案的成因及预防，让冤狱悲剧不再发生外，面对司法系统出错时，期待我国法官也能像日本和韩国司法人员勇于承担，公开向被告承认并矫正错误，即便伤害已无法挽回，但仍值得肯定，此项谦抑的作为，使人民更佩服法官的道德勇气与职业良心，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
若能比照《更生保护法》体制，由国家制定社会复归机制，保护遭受司法冤判的无辜受害者，能适时地获得所需的资源协助，开启崭新的人生，将是未来司法改革深化的重要指标方向。
好文推荐
苏友辰／【性侵犯强制治疗释宪】老问题，人关起来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