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保障及监察法须全面修正
因九月政争之故，立法院准备修正《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并有多位立委提出不同版本的草案。惟执法机关对此法的修正，多持保留的态度，而突显出目前的监听法制，强调犯罪控制与方便性胜于人权保障，致为侦查机关所偏爱之一监听，不仅侵犯人民的通讯隐私，更使被告所拥有的缄默权，甚至是辩护权，因此被完全挖空。甚且在长期监听下，所得的资讯必然非常的庞杂，但执法机关只会提出对告不利的部分为证明，这不仅是片段之词，更属一种恣意选择，致使监听译文成为变相的自白。为防止如此的流弊产生，于法制上，就得将监听限定为是侦查的最后、而非最优先手段。
惟依《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5条第1项，只在有事实足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且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而情节重大，并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搜集证据时，侦查机关才得向法院声请监察票之核发。如此的规定，看似严谨，却因法条用语过于空泛，致仍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且以目前核准监听票的比率超过八成来看，更易让人有法院只是检警机关的橡皮图章之感。尤其是关于监听的范畴，除最轻本刑三年以上之案件外，此法条竟列有14款之罪，若属于贪污、组织与经济等重大犯罪，尚无可厚非，但将违反选罢法、渔会法与农会法等轻罪亦列其中，实已严重违反监听须以重罪且须是最后手段之原则，更因此等涉案者多为政治人物之故，就易使监听沦为政争的手段。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2007年《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修正时，关于监听书的应记事项，于第11条第1项增列第9款的建置机关，并于第2项明文，搜集通讯内容者为执行机关，单纯提供通讯监察软硬体设备而未接触通讯内容者，则为建置机关。即借由执行与建置机关的严格分离，不仅可防止无票监听之情事，更可因此达成相互监督的效果。
只是关于此建置机关设于何处、功能为何，《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并无具体明文，只在第14条第4项，规定电信业者有协助建置机关建置、维持通讯监察系统之义务，致让此建置机关的定位处于模糊的状态。而在法律不明确下，由行政院所颁布的施行细则第21条第1项，却要求电信业者须将线路接至建置机关之机房，则在母法并未具体授权下，此规定实严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更可议的是，调查局与刑事警察局，竟自行将其组织内的通讯监察处与通讯监察中心解释为是建置机关，则在调查局与刑事警察局皆为司法警察机关，本身即属执行监听的机关下，如此的作法，不仅逾越了行政权的界限，更有违执行与建置机关必须分离之监听原则。
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冲突，本就是刑事司法千古的难题，惟目前的《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因强调犯罪控制之一面，而给予检警机关极大的便宜行事之空间。只是对于执法者的此等信任，却可能带来权力的滥用，致对人权造成恣意侵害。这也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必须尽速检讨与修正的原因所在。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