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基层悲歌】普悠玛事故看组织体犯罪归责
▲台铁普悠玛列车翻覆造成18人不幸死亡，引发我国刑事究责仅能及于组织基层的困境讨论。（图／记者王兆麟摄）
10月发生的台铁普悠玛翻覆事故，引发刑事究责仅能及于组织基层的困境，这是因为刑法乃是以自然人为归责核心，法人或组织体并不认为有犯罪能力，且要说其能杀人或致人于死，似乎也无以想像。只是随着时代变迁，于环境、食安或重大事故，此种以自然人为究责核心的刑法体系，是否该有所调整，就属重要课题。
要成立刑法的犯罪，除了要有客观行为外，主观上还必须要有故意或过失。由于法人或组织体不可能有内在的意志，因此不能成为刑罚归责的对象，甚且，就算承认具有犯罪能力，一旦判决有罪，也仅能处以罚金。刑事的惩罚意义，似乎不大。
只是这种传统思考似乎面临挑战。如此的究责系统，可能使高层的政策或监督疏失所造成的犯罪结果，因无法证明上位者有与下属犯意联络之事实，更难以证明因果关系下，就得由底层的执行者担起罪责。虽然，在特别刑法里，有针对企业犯罪，如不法的食品添加物，即有对执行者处徒刑、对法人与代表人处罚金的规定。但这种两罚原则，是否碰触一行为不二罚，是否是种推定有罪的究责，恐都有违宪争议。
所以，在21世纪，有感于企业或组织体犯罪的日益严重性，各国无不思考，是否该将法人纳入刑事究责的对象。这其中，又以英国于2007年所通过的《组织过失致死与杀人罪法》（Corporate Manslaughter and Corporate Homicide Act 2007），最为显著。
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英国法院即有出现对组织体的刑罚案件。如1995年的英国钢铁案，基于企业对于劳工安全的注意违反，致判决必须对于因此所造成的死亡负起刑责，因此渐渐在英国的判例法中，建立起组织过失的具体化原则。到了21世纪，英国国会鉴于此类判决逐渐增多，便制订《组织过失致死与杀人罪法》。
而此法乃直接以所谓组织体，即法人、非法人团体，甚至是政府组织为归责对象，且只要对死亡有因果关系，且可证明是属结构性、组织性的监督过失，就组织体而言，即可处以罚金，并直接处罚负责人徒刑。如此的立法，不再论究最基层的执行是否有过失，而是从整个组织结构的行为，去判断是否有因果、是否有监督疏失，这必然可以减轻检察官的举证责任，并能有效防止组织体犯罪。
只是这种立法结构，或许就较不讲究构成要件定型的判例法国家来说，并无多大的障碍，但对采成文法的我国来说，欲建立此种处罚模式，却必然有问题。除非刑法本文直接承认组织体的犯罪性，否则这类游走于过失推定、集体归责的制裁体系，恐会踩踏行为责任与无罪推定等刑事法原则的红线。这也象征，于大陆法系，要推动对组织体的刑事究责立法，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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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