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社论》文化部长该为这段话汗颜

中时社论

请文化部长李永得仔细看下面这段话：「陆方统战目的不外拉拢台湾民心，增强对陆方的向心力，以达其终极统一的目标，而形同摧毁台湾民主、开放的基本价值，惟面对基本价值破毁之威胁，最佳回应之道应系更民主、更开放，借由更深入的接触、交流，才有机会实际了解两岸的制度差异，并进而巩固台湾地区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自信。」这席话不是所谓「统派媒体」讲的，也不是出自自由派学者或文化人，而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诉字第1948号判决》所写的一段话。

缺乏对台湾的制度自信

李永得部长看了这段话，能不汗颜吗？以民主发展自傲、以自由价值是从的台湾，最强大的「民主防卫机制」就是制度自信，就是透过自由、开放、交流的言论环境，认清两岸的制度差异而对台湾的基本价值更加信服不移。李永得担任文化部长以来，一再采取违背台湾价值的文化审查作为，引起强烈抨击，近期更因为投下中国党政军出版品需经申请、审查的震撼弹，而招致文化界一致恶评。他自嘲「身上满是弹孔」，但请问向他射子弹的不都是台湾价值坚定的捍卫者吗？文化部一再逆时代潮流而行，已经引起各方质疑，文化部岂能打着自由民主旗号而行反自由民主之实？

关于大陆出版品的流通，原本不成问题，但文化部为了彰显反中招牌，竟以国安理由通令大陆出版品需先送审。面对一石激起千堆雪，李永得日前接受媒体专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政策辩护，不仅不能让各方释疑，反而让人对其狭隘、蒙昧、偏执的心态更加了然，更难苟同。

李部长首先提出「认知作战」的概念，认为中国党政军为了「巩固意识形态而发动认知作战」，所以其出版品必须管，而反对者就是「反对管制审查党政军出版社」，是在台湾「帮中国强权维护他们的威权」。大陆出版者无法区分为党政军和民间两大类而区别对待，他把反对审查者一律界定为维护中共党政军威权者，完全是一种戴红帽子的卑劣手法，不仅不符事实，而且是一种政治肃杀手段，把捍卫出版自由和台湾价值者扣为中共同路人甚至是代理人，让人感到是警备总部的复活。

大陆由于出版制度特殊，所有出版单位都有党政军背景，针对「党政军」出版品审查事实上就是审查所有大陆出版品，而反对对大陆出版品作事先审查者，主张的是一个基于普世价值的原则，没有人是为中共党政军护航，堂堂文化部长何以把异议者贬为中共帮凶，其器识之可见一斑。

破坏出版界的自主自由

再说，政府依法行政，首先必须遵从宪法。大法官释宪等同宪法，大法官644号解释早已把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的言论，视为应受《宪法》保障的政治性言论，且大法官认为，欲限制之言论对于弊害之产生已达「明显而立即危险」之程度时，政府之介入限制，方有合宪之可能。李部长无视于此，却质疑异议者的价值观，为何不先去质问大法官们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除非言论有「明显而立即危险」，否则就是宪法保障的政治性言论，无论言者为何人，身在台湾还是大陆。

台湾自傲的自由民主社会最强之处就是人民具有抵御威权统治的抗体。告别戒严之后，台湾一直朝着言论完全自由迈进，到1999年废除《出版法》后，出版自由完整落实，但囿于两岸关系特殊，1992年施行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授权订定的《许可办法》，仍对大陆地区的出版品、电影片、录影节目及广播电视节目等进行特别的审查，须经主管机关许可，始得在台湾发行。

其中《许可办法》对大陆书籍进口采「原则禁止，例外开放」的态度，对于大陆书籍的审查采「形式审查」，并且「从宽认定」。所凭借的条件就是相信人民对于民主的理解与信仰早已成熟，正如蔡英文总统于2020年4月7日言论自由日时，在其脸书写到：「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才有天然的抗体。」李部长莫非对台湾的民主法治信心动摇，而要代替人民筛选中国大陆出版品？

台湾出版界一致反对事先审查大陆出版品，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说出大家的心声，因为这会「破坏台湾文化出版界百分之一百自主自由的骄傲。」而「台湾政府唯一能赢的只有争取民心、深化民主生活体制。」资深出版人詹宏志也认为，禁书的时代已经过去，「李部长别担忧，你改变不了台湾现在这个面貌的。」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