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汤景华纵火杀人不判死刑，别牵扯两公约（廖元豪）

公政公约真的有规定不能判死刑吗？最高法院对汤景华案的裁判，是法官自己的价值偏好，还是误读了「公政公约」与「36号一般意见」？（本报资料照片）

汤景华纵火杀人，害死一家六口的案件，令社会大众发指。即使在非常不愿意判处死刑的司法界，也从一审到更一审，四度判处其死刑。孰料近日最高法院引用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称「公政公约」）第六条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之第36号一般意见（下称「36号一般意见」），改判为无期徒刑。这样的判决，又一次引起舆论哗然。各网站的留言除了批评恐龙法官外，也把「两公约」拖出来咒骂了一顿。然而，公政公约真的有规定不能判死刑吗？最高法院的裁判，是法官自己的价值偏好，还是误读了「公政公约」与「36号一般意见」？

没错，两公约（公政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人权规定，的确经由「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下称施行法），而成为中华民国法律的一部份。施行法第二条规定，两公约所揭示保障人权之规定，具有国内法律之效力。同法第三条也明定，适用两公约规定，应参照其立法意旨及两公约人权事务委员会之解释。所以，如果「公政公约」第六条与「36号一般意见」真的有最高法院所说的那些内容，那我国法院确实该受到拘束。可是经查发现，这两份国际人权法的文件很冤枉，最高法院硬把它们没有的东西塞给它们！

最高法院的新闻稿指出，依据「公政公约」第六条与「36号一般意见」，行为人必须是「直接故意」（刑法13条 1项：「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者，为故意。」）的行为方可判处死刑。而汤景华纵火杀人乃是基于「间接（不确定）故意」（刑法13条 2项之定义为「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预见其发生而其发生并不违背其本意者」）而杀人，因此「依照公政公约的规定，不能科处死刑」。

公政公约第六条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其规定「非犯情节最重大之罪……不得科处死刑」。那汤景华的行为是否构成「情节最重大之罪」呢？最高法院自己的新闻稿也表示「汤景华的动机、目的自私，手段恶劣，且轻视他人居住安宁及生命法益，殃及无辜，夺走翁○缘等6人的宝贵生命，造成永远无法回复的损害，幸存的翁○智及其他亲属则家庭破碎，天人永隔，承受巨大恐惧、苦痛，并危害公共安全及社会秩序至深且巨，其犯罪情节事项极为严重。」，这看来明明就符合公政公约第六条的要求啊，为何说公政公约禁止本案法官判处死刑呢？

最高法院表示，那是由于「36号意见书」规定，仅有「直接故意」才符合公政公约第六条「情节最重大之罪」之要件。然而，真的如此吗？

「36号意见书」的内容，其实网路上很容易搜寻到包括中文在内的全文文件。如果更认真一点对照英文原文，就知道根本不见得是最高法院所说的那么一回事。「36号意见书」在第35段指出「情节最重大之罪」必须「仅限于程度极严重之『故意杀人』」（only to crimes of extreme gravity involving intentional killing）行为。它并没有将「故意杀人」（intentional killing）区分为「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接着，意见书继续从反面例子来说明，哪些案件不能算是「故意杀人」—若是犯罪行为并非直接导致死亡，或并非故意致死（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则不算是「故意杀人」。意见书中举了一些例子，例如持械抢劫、性犯罪等，均属相当严重的罪行，然而都不是「故意杀人」，因此都不可以判处死刑。

从「36号意见书」来看，根本没有提及「直接/间接故意」的区别，而且套用在汤景华的「故意杀人」案，也没有任何不合之处。法学素养深厚，经验丰富的最高法院法官们为什么会读错呢？或许在「36号意见书」的中文（简体）版有一段话「…未直接和故意导致死亡的罪行……绝不能作为判处死刑的理由」，有人一时疏忽，将「未直接和故意」看成「未直接故意」，而误解了文义。但这样的明显错误，显然不该是最高法院法官们所会犯的。因此真的令人难以理解，这样的古怪见解是哪儿来的。

再仔细查询，会发现最高法院此一有关人权公约的错误见解，至少在103年台上字第807号刑事判决就已经出现过。在这个判决中，法官将英文的“intentional killing”翻译为从未出现在我国刑法文字中的「『蓄意』杀人」，然后将「蓄意」又定义为「直接故意」。此一见解是否妥当，似应征询对英文刑法文字熟稔之专家（如：吴巡龙，判死改无期最高院误解国际公约？），而不宜望文生义，凭空创造。

近年来，死刑存废之争议在国内争辩激烈。笔者也是倾向废除或减少死刑的论者之一，曾经遭到不少「反废死」朋友的指教。然而，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要废死或停止执行死刑，仍然要走正轨道路。死刑目前仍是中华民国法律中明文承认的刑罚，法官不能拒绝适用法律。在个案中，法官可以依法理严格限缩死刑之适用范围，但法官毕竟是法的仆人，不可在行使司法权之际，任意展现自己的主观价值。如果法官真心基于自己的法学见解，认为「间接故意」就不是「情节最重大之罪」，那就请清晰地论证，而不要甩锅给无关的两公约。

事实上，一般大众难以理解的，就是这种怪异的论述—「情节重大」与「直接或间接故意」有什么关系呢？最高法院自己都表示，汤景华「危害公共安全及社会秩序至深且巨，其犯罪情节事项极为严重」，却又说「因为依公政公约，间接故意就不是情节重大」，那民众当然觉得「两公约」是个莫名其妙、不合常理的东西啊。自己不想判人死刑，又不愿意面对社会舆论，就把公政公约搬出来当人肉盾牌。这样将人权公约污名化，是很糟糕的法治示范。

真心废死的话，总统可以特赦所有死刑犯，全面执政的民进党可以在立法院完全废除死刑规定，法官可以声请释宪。最近美国司法部部长Merrick B. Garland也下令暂停执行联邦死刑，全面检讨、审视既有的死刑案件有无冤错假，是否有歧视少数族裔之嫌。这些都是开大门走大路，光明正大的措施。扭曲、甩锅两公约，等于是误用法律；而这样的误用又对社会大众欠缺说服力。这种态度，只会让废死之路越来越遥远。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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