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传真-疫情难关考验企业家领导力

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大流行,空前不确定性足可影响企业生死存亡,企业家非常时期非凡领导力更攸关企业个体经济总体的韧性

防疫意识影响自身调适及企业治理。景气冲击之预测,从重挫会强弹(美国前Fed主席柏南克)到「I 型」直坠(「末日博士」鲁比尼),各家看法南辕北辙

疫情蔓延已使全球逾15亿人口被「禁足」,经济急冻。联准会更预测美国会有4700万人失业失业率将达32.1%,比大萧条的1929~33年间的25%、金融海啸由2008年1月的4.9%攀升至11月的6.7%,更为严重。

制度面,存款保险、失业救济等与1930年代大为不同;金融监理伦理法制也在金融海啸后大幅改善。政策面,目前对企业直接无限QE与个人直接所得补助等金融财政措施,对防范类似1930年代有效需求不足之大萧条,或2008次贷危机,不能说没有帮助。

疫情阻滞市场移动性(mobility),人流物流金流人际接触密集度与环境互动差异,受到流速大小不等的破坏。一再加码流动性(liquidity),或有助于暂免投资被动式清仓套现的危险。只是根本上的资本与营收如果没有步上正轨,衰退甚至萧条仍在所难免。

探讨此疫情发生时机背景的经济本质,有助于企业领导的价值观与趋势观。

1982年以迄的新自由主义,发行美钞与对外投资创造出规模空前的国际流动性,但国内投资与就业相对不足,生产力降低,大量进口海外低价产品维系低薪化,企业只能以高「利润份额」保住利润率,结果单位生产劳动成本虽下降,但贫富差距扩大与消费力疲弱影响内需,国内投资、就业与生产力的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低利率债务驱动终于引发金融风暴。一再QE量化也只能勉强维系「平庸经济」。

金融海啸与先前的石油危机,或1930年代大恐慌,都是「50年循环」末期的长期生产力由盛转衰时,不同因应政策所产生的不同性状「危机」。经济要长期稳定成长需待另一波新科技创新经济生态系的重建。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生产」、「大量化生产」、「自动化生产」,如今「智慧化生产」、「再生能源」与「商业模式」,实乃最新阶段的生产力革命。

「生产力 = 劳动力 × 科技力」。数位经济新兴AIOT网路科技、跨域平台整合与创新商业模式,不只像传统科技提高劳动生产力,更可根本改变价值的创造与交易方式。传统「货→场→人」价值链改变成为「人→货→场」;「互动」取代「交换」,消费者「体验」取代「偏好」;「数位价值」取代「劳动价值」,创新力重于劳动力;精准(precision)凌驾价格(price)优势;市场服务导向的价值驱动(value driven)取代科技制造导向的债务驱动(debt driven)。从4G到5G,运算力×通讯力×连结力更可扩大百万倍以上。「数位转型」才是企业领导的新价值与大趋势。

线上线下(O2O)互补整合,品牌、社群、跨域互动加乘,巧合地与COVID-19对产业结构消费行为与国际关系的影响,产生同向加速作用。势不可逆,我们台湾病毒防疫的超前部署与精准治理已树立国际典范,期待企业家们发挥新而强的领导力,树立经济防疫的另一国际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