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建制与台湾因应
日前七大工业国集团（G7）财长开会，支持课征全球最低企业（公司）税（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初步决议税率订为15％，为今年7月举办的20大集团（G20）财金部长级会议达成协议铺路。而在10月G20高峰会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将会提最终报告，引导各国走向并完成立法。
回顾19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跨国企业为追求税后报酬率的极大化，纷纷将其投资及营运总部移至低税负国家或地区。各国政府为了争取外资、留住内资，企业税率呈现向下逐底（race to the bottom）的竞争态势，由1980年代以前的35％左右，降至目前平均只约24％。许多国家财政收入深受影响，也造成不公平竞争局面。未来若对海外获利所得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正可改变此种情势。
在新型冠状病毒疾病（COVID）肆虐超过一年半以来，各国政府为了抗疫、纾困、振兴经济、扩大就业等，均透过举债方式融通各项支出，无上限的量化宽松（QE），使得各国原本吃紧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必然面对财政重整压力。在此背景之下，经过美国财长叶伦振臂一呼，G7各国纷纷击掌响应，OECD已同意开征全球最低企业税，用以取代原本支持而美国却有意见的跨境数位服务税，并能与OECD多年来防堵税基侵蚀与利润移转（BEPS）的努力相辅相成。
若是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订定在15％，而课税对象则是锁定年度合并营收在7.5亿欧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科技数位软体公司），则在捉大放小策略下，这些跨国企业必然首当其冲；亦即在低税负地区缴纳之税少于全球最低企业税时，其母公司必须向所在地政府补缴差额。经过OECD税务专家的估算，预期每年可为全球政府额外带来1500亿美元的税收，对疫情冲击下的财政、营造公平竞争的租税环境，应该有所裨益。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订在15％，原本就属低税率的国家或地区，例如匈牙利的9％、澳门的12％、爱尔兰的12.5％等，自然会对其境内投资与营运造成影响。一些被公认的避税天堂，例如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泽西岛等，更是备感压力。香港16.5％、新加坡17％的企业税率，或许能够低空掠过，仍难甩掉低税率的印象。至于提供广泛租税减免者，例如中国大陆、东南亚国家等，虽然正常企业税率高于15％，但因租税优惠（包括对研究开发、高新科技产业、经济特区、外资企业等）的普遍存在，实际有效税率却低于15％，在全球最低企业税制下，相关企业极可能面临补税的困局。这些受到冲击的低税率国家或地区，是否会妥协？还是会反弹？进而采取因应与反制之策，值得进一步观察。
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实施，除了向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施压，促其因遭受打击而改弦易辙外，对于如何掌握海外所得的课税资料，达到实质课税的目的，降低跨国大企业将资金滞留避税天堂诱因，更是推动此制成败的关键。因此，属于避税天堂的低税负国家，必须有形、无形的有效纳入最低企业税率制的规范，实乃势所当然。
面对即将到来全球新税制的冲击，台湾很难置身事外，可从国内税制及跨国企业课税等方面来检讨，以期有所因应。目前台湾正常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0％，同时存在不少的租税减免项目。虽自2006年开始实施「所得基本税额条例」，其中包括对企业的最低税负制，是将一些租税减免项目纳入税基课税。由于现行课征税率为12％，仍低于前述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我国税率未来有无调高必要，财税当局应该未雨绸缪。
在拟议的全球新税制下，中小企业及实质税率超过15％的大企业，应该不用担心此项税制的实施。然而，除了达到课税门槛的直接投资，且实质税负缴纳未到达15％的大型台商跨国企业，须受全球最低企业税规范外，对于自1980年代两岸经贸开放初期，只允许台商经由第三地区赴大陆投资，而其投资地主要是在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者，就需要特别注意。由于一些属于间接投资型态的台商大型（纸上）控股公司，习将盈余留置于第三地区规避课税，除了在台湾须面临即将上路的受控外国公司（CFC）课税规定外，亦会受全球新税制的规范；至于实际所受影响会有多大，财税当局应该有所了解与掌握。
最后，由于受制于国际及两岸政治现实，与我国签订租税协定的国家并不多（仅33国），主要经贸往来国家却都不在其内。处此情况，政府更须加倍努力，突破困局，加速签订租税协定（或协议），有效加强课税资讯交换，落实税源与税基掌握，并且健全防堵避税的相关法规，同时避免双重课税，值得有关部门提前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