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刑法修法】赖拥连／监所人权进步是国家民主化程度的试金石
▲行政院核定《监狱行刑法》、《羁押法》修正草案，强化收容人的人权保障。（图／ETtoday资料照）
行政院日前（4月11日）院会通过《监狱行刑法》与《羁押法》修正草案，并函请立法院审议。在行政院的新闻稿中指出，该两部法律的修正草案，除促进监所收容人的人权保障外，也明确规范了监所与收容人之权利义务，逐步与国际立法趋势接轨。此次修法，可以说是该两部法律实施七十余年来最大的修法幅度，足见朝野以及社会各界对于该两部法律的重视与殷切期盼。
揆诸近年来我国监所人权改善运动，可以追溯自2008年底的释字第653号解释，司法院大法官揭橥收容于看守所的被告，基于无罪推定原则，仍有宪法第16条诉讼权之保障，开启监所人权改革运动的第一枪。至2007年底，10年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总共做成8个与监所人权有关的释宪案，分别是释字第653、654、677、681、691、720、755与756号，且几乎都是矫正机关败诉。仔细探究该8个有关监所人权之释宪案，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在释字第653与654号解释即主张，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受羁押被告在宪法上的权利与保障，与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原则上并无不同。换言之，羁押中的刑事被告，虽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应与一般市民以及未受羁押的刑事被告一样，享有宪法第16条有关人民诉讼的权利以及诉讼防御权，押所以及检察系统不得妨害其防御权之行使。其次，在释字第677号解释后，针对监狱受刑人部分，针对人身自由权以及诉讼权的部分，进行释宪与否的检验，逐步打破特别权力关系的在监所公营造物的适用，也正式宣告彻底瓦解我国特别权力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 无论是被告或受刑人，均有与市民无异的诉讼权利：
诚如大法官李震山于其释字第691号解释部分协同部分不同意见书所称：「事实上，羁押被告与受刑人在监所内所受处遇差别不大，至少两者之权利救济途径同样不周全（按：都是适用大法官所称的行政机关自我审查纠正的申诉制度，与宪法第16条有关人民的请求救济的诉讼权迥异）」。因此，653、691与755这几号解释，均要求监所当局应该提供收容人与市民无异的诉讼制度以求救济。换言之，大法官们针对这几号解释拘束行政机关，必须对人犯提供完善的诉讼制度，以符合程序正义原则。
（三） 即使是受刑人，仍有一定程度的宪法权利：
释字第677、691与756号解释，大法官不约而同的均提到受刑人在宪法第8条人身自由权的保障。例如第677号解释称服刑期满日的次日释放，严重侵害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即使考量交通与人身安全，与宪法第8条正当法律程序有违，属于违宪的立法，应予修正。其次，法务部对于受刑人假释之准驳，亦构成诉讼救济之标的，其立论在于，假释的准驳，会影响到受刑人得否停止徒刑之执行，涉及其宪法第8条人身自由权之限制而非「恩典」性质的考量。最后，释字756号解释指摘现行《监狱行刑法》一概允许监狱长官阅读受刑人寄发书信的内容，显已对受刑人及其收发书信之相对人之秘密通讯自由，造成过度之限制，于此范围内与宪法第12条保障秘密通讯自由之意旨不符。
（四） 先程序正义，后实体正义的发展：
从上述8则释字，大法官一直重申建构监所人犯诉讼程序的重要性，不会因为是被告身份或是受刑人身份而有所差异，换言之诉讼程序正义化，一直是大法官不次关注的焦点与期待的发展；再者，从释字677、691与756号等解释，大法官也都论及受刑人具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权与秘密通讯自由。从一角度观之，大法官的解释似乎也从程序正义进入实体正义的境界。所谓实体正义的部分，系指大法官针对行政机关对于人犯的生活管理与处遇行为，进行是否违宪的实质审查。
对照上述历次监所人权的释宪文，在《监狱行刑法》方面，法务部几乎已将大法官们所指摘的违宪部分，采纳于此次修正草案中（例如：释字第677落实于《监刑法》修正条文第138条、释字第691落实于《监刑法》修正条文第121至136条假释章、释字第755落实于《监刑法》修正条文第90至114条陈情、申诉与起诉章、释字第756号解释落实于《监刑法》修正条文第74条）。
除此之外，该修正草案参照国外立法例与「联合国囚犯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曼德拉规则）等，增列以下几点保障受刑人权利之规定，例如为保障受刑人权益，监狱应设独立外部视察小组，检视监狱运作以及受刑人权益之事项（《监刑法》修正条文第7条）；为杜绝外界物议以及秉持「取之受刑人、用之受刑人」之精神，将现行受刑人每月所获得劳作金之比例，由37.5％提升至60％（《监刑法》修正条文第37条）；为协助受刑人顺利复归社会，并修复受刑人与被害人和社区之关系，监狱得安排适当之个人与团体入监进行调解与修复关系事宜（《监刑法》修正条文第42条）；以及兼顾受刑人日后生活适应之能力，特别规定监狱当局提供资讯设备与科技，协助受刑人学习技艺与办理接见（《监刑法》修正条文第44与73条）。
凡此等等努力，无不在于回应释字第756号理由书中「受刑人之宪法保障基本权，并非全数被剥夺，除了入监服刑之人身自由以及附带其他自由权利受限制外，其所享有之宪法上权利与一般人民所得享有之基本权利并无不同，仍受宪法之保障」之主张。并期盼在监狱秩序与安全以及受刑人权利之维护与保障间，取得平衡，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之监所法规。
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经说过「狱政的进步程度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试金石！」相较于欧洲国家监狱人权的前卫，我国现行版本尚无法达到；但相较于现行已经实施逾70年的版本，法务部与矫正当局在戮力修法的过程中，已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然而，吾人深知「徒法不足以自行」，日后政府应该要投入更多的经费、人力与资源于矫正部门，落实「受刑人的再社会化，是宪法诫命」之目标，才能将我国的矫正工作推向崭新的民主化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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