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近期金融市场一惊一乍的原因
单就主要机构对2019年全球经济成长率预测仅微幅下修看来,今年全球景气应无大碍,顶多是表现不如过去两年亮眼。但为何去年第四季后,金融市场犹如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就出现剧烈波动?到底它们在怕什么?
事实上,当前金融市场怕的事还真不少。首先是对经济基本面的脆弱性极度忧心。因为,从2018年下半年起,全球经济同步扩张的美景即不再,且各国经济成长走势分歧,许多国家经济动能明显转疲。不只反映现况的经济指标转差,如全球、新兴市场及已开发国家制造业PMI在2018年1、2月达到高峰后,即持续下滑至今,跌幅亦愈发扩大;具有展望性质的OECD领先指标,更早在2017年12月起即连续下弯,且于去年6月跌破长期平均线,无论是OECD国家或六大非OECD成员国(巴西、中国、印度、印尼、俄罗斯、南非)的领先指标皆然,代表已开发国家及主要新兴国家的经济前景未必乐观。
难怪今年1月IMF会再度下修2019年全球经济成长率预测(自3.7%下修至3.5%),对全球经济展望的用字亦渐趋保守,甚至透露出悲观的讯息。此点从IMF在2018年下半年使用「扩张同步化程度降低,且步伐不平均、经济成长迈入高原期」等谨慎说词,转为今年1月采用「日渐转弱的全球扩张动能、高度不确定性、2019年全球经济成长减缓」,即可得见。无独有偶,去年1月于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曾指出,「2018及2019全球经济将更增强,成长率将会提高」,亦不忘提醒晴天是修屋顶的好时机。但今年1月年会则以「进一步下修经济预测、全球面临显著的高风险、当前风险彼此纠结」为主轴发表声明,同样展现悲观态度。
2月11日德国ifo发布的全球经济测候指标更直指,全球景气循环图的点位连续三季落在代表景气下滑的第四象限,为1990年以来第八次落入第四象限。由于前五次落入第四象限时,即分别发生在亚洲金融风暴、网路泡沫及金融海啸之前,预警意味浓厚。
第二个让金融市场惴惴不安的事,则是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尤以全球人口老化问题严重、生产力成长减缓、贫富不均程度恶化,以及超额储蓄持续攀高,凸显全球投资信心不足的现象等痼疾,最受关注。这类结构性问题既无特效药可解,且其啃蚀经济动能的情形,在2008年之前已相当严重,令各界产生检讨与改进的共识。惟金融海啸后,全球主要央行为刺激经济所打造出的宽松货币环境,不只遏止了国际景气衰退,更直接与间接促成了全球经济同步扩张,使执政者与人们忘却(或怠于)处理结构性问题的急迫性。直至今日面临全球景气逐渐降温,各界才「猛然记起」有多重结构性问题紧跟在侧。值此之际,去年9、12月美国联准会又按表操课地升息,且宣布将维持缩表计划,代表资金派对的乐音将日益微弱,怎不让金融市场感到背脊发寒。
更麻烦的是,前述结构性问题本就会启动低成长、低就业、低所得、低储蓄及低投资的恶性循环,导致社会不安、政情动荡,并催生民粹主义兴起。而民粹主义高涨,又会使若干政治人物忙于政治利益的算计(端出各种讨好民众的短期利多措施),拉低政府政策的有效性,进一步挫低民间投资及经济成长。如此没完没了下去,全球经济怎可能摆脱低成长或衰退的梦魇。
第三个让金融市场难以安枕的事,无非是近年纷扰不休的全球政经情势,与正被破坏中的国际经贸秩序,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各国债台高筑、中国经济成长趋缓、美中贸易战,且以其在美、中两国上的交缠最让人头痛。
一来是2017年两国债务合计占全球比重已逾4成,政府与民间承受的去杠杆压力大增,使这两大全球成长引擎的马力减弱;二来是当前中国本身面临经济趋缓的挑战甚大,又因家计债务占总债务比重上升,让北京政府在刺激措施救经济与去杠杆之间动辄得咎;至于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启动的贸易战与其特有的「公平贸易」逻辑,已动摇许多国家看待国际经贸秩序的态度。而造成最大纷扰的美中贸易战,又是川普以美国传统的贸易保护与民粹主义为基础所掀起的「圣战」,使其动向与谈判结果难以预测。
由此可知,纵使今年1月美国联准会政策立场由鹰转鸽,但全球经济扩张动能显著减弱,突显出经济基本面的脆弱性与全球经济多重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再加上各国债台高筑、中国经济成长趋缓、美中贸易战的纷扰,以及低成长、低就业、低所得、低储蓄及低投资的恶性循环威胁日近,恐怕未来不只金融市场会继续被消息面弄得皮皮剉,各界也不得不对全球经济提心吊胆、谨慎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