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错过时间就不能告？冤罪究责的追诉权时效存废
▲遭警察刑求逼供的苏炳坤，终于沉冤昭雪，但却因追诉权时效已过而无法进行究责。（图／记者张荣恩摄）
因涉嫌强盗杀人而遭法院判刑确定的苏炳坤，终在37年后，经再审获判无罪，总算得以洗刷冤情，并得以声请刑事补偿。而之所以造成冤罪的主因，便因为警察的刑求所致，洗刷冤情后，势必得进行究责。只是在时间经过如此漫长，能否有证据证明，尤其是追诉权时效恐已过，此等究责就变得不可能，也让人思考，追诉权时效制度是否该继续存在。
国家诉追权限若迟迟不发动，相关物证不仅流失，证人的记忆也将逐渐模糊，即便欲为审判，也可能造成诉讼障碍。为了防止国家诉追的怠惰，自然必须有追诉权时效的设计，以来督促国家积极行使追诉权。此外，若刑罚权长久不行使，也会造成人民对于正义的期待逐渐减弱，甚至丧失。尤其依据现行刑法第80条第1项第1款，只要最重本刑为10年以上、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如杀人罪，追诉权时效为30年，若犯罪人能躲过追诉期限，身心必受到某种程度的煎熬，也算是一种处罚。
只是如此的长时效乃是于2006年7月1日生效，在此之前，即便是杀人重罪，追诉权时效也只有20年。又根据刑法施行法第8条之1，若追诉权时效横跨新、旧法时，须适用有利于行为人的法律。
以苏炳坤案来说，对其施以刑求者可能触犯刑法第125条第1项第2款，法定刑为1年到7年有期徒刑的意图取供而施强暴胁迫罪。只是最高法院一直认为，此罪的处罚对象仅限于法官、检察官，而不包括司法警察。在如此限缩解释下，刑求的警察就只能以普通伤害、强制等罪，并依据刑法第134条加重二分之一，不仅处罚较轻，依据旧的时效，也仅为10年。
此外，关于这类刑求所犯之罪，追诉权时效起算的时点，根据刑法第80条第2项，是从犯罪成立时，也就是刑求时起算，故若要避免追诉权时效的到来，势必得在第一时间向检察官为申告。只是证诸当时环境，以及检察官与警察乃具有一体性下，根本无法期待究责之可能，被告势必得自力救济，采取自诉手段。但自诉直至现今，仍设下很高的门槛，且在侦查密行下，欲证明有刑求存在也是难如登天。
对于冤罪的究责，总要到冤情被洗清时才有可能。只是冤罪要能洗清，时日往往相当长久，除了推翻确定判决的再审门槛极高外，更涉及司法者是否愿意认错。尤其若冤判者仍占据高位，欲发动再审，就肯定有其相当高的难度，这也是冤罪洗清，动辄超过10年的原因。
而好不容易还被告清白，但要究责却又得面对时效已过的窘境。若果如此，关于追诉权时效是否该加长，甚至废止，就必须是修法的重要课题。而在未修法前，面对某些结构性的政府犯罪，于追诉权时效是否仍从行为时起算，于司法论上，更有检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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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专任副教授、马偕医学院兼任副教授、台湾永社理事、台湾陪审团协会理事，着有：《法官应该我来当》、《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